摘  要

博物馆评估是促进博物馆这类责任使命与管理内容错综复杂的公共性公益机构科学管理与发展的重要途径。评估具有非常具体的指标要求和明确的方向导向，已经被国内外广泛认知和实践。

博物馆评估分认证评估、定级评估、运行评估等，目前我国国内已经开展了博物馆定级和运行评估。博物馆评估是博物馆管理者、博物馆自身、博物馆专家以及博物馆公众协力评判和促进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机制与合作平台。

对博物馆评估应该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与完善，并分类分阶段实施，应该加强博物馆评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导向性，并和博物馆其他管理与激励举措衔接配套，比如博物馆设立中的登记备案、博物馆各类评比达标活动以及公益性社会化资源和资助申请利用等，真正起到以评促建、促运的效果，促进博物馆整体及相关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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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管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现代社会中，科学管理对于机构和行业的运行与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不同组织机构的定位、责任使命、运行特点与资源禀赋等不同，相比于效益优先的企业组织和公平正义为主要目标的政府组织等，博物馆往往被归为公共性、公益性较强的非营利组织或者第三部门。

在我国，博物馆往往是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意识形态传播属性以及公共文化和社会服务属性等，担负着重要而复杂的社会责任，除了要开展正常的博物馆业务，还要完成政府或委托人交办的有关事务，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

博物馆管理的对象，除了博物馆自身的藏品及其他人财物之外，还有具体业务活动和行政事务，既包括学术科研，也有公共服务，因此和行政管理关系密切，具有交叉过度性。

近年来，既要在博物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中央改革方案的部署推行理事会制度，又要进一步加强对博物馆的行政领导与管控，博物馆运营要同时兼顾社会与经济双效益。这些都使得对博物馆的考核与管理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较强的挑战性。

博物馆评估恰恰可以针对博物馆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需求给出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通过评估，对博物馆各方面情况进行标准化分类信息采集、比较、研判，以更加精准、全面、科学地把握博物馆状况、提出管理目标和具体的管理要求，因而对于包括管理者和具体的博物馆的整个行业乃至具体的业务事项，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是，评估工作——包括评估标准、过程以及结果作为博物馆内部与外部共同参与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既体现外部性要求，也有博物馆的内部追求，因此对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兼具内外双重的激发动力，可以促使对博物馆定位、使命、责任以及运营和资源投入产出等形成开放的动态的调节机制。

2008年以来，中国博物馆界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主持下开展并不断改进博物馆定级评估和运行评估，经过三轮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累计评出国家一级博物馆130家、国家二级博物馆286家、国家三级博物馆439家，合计855家，占全国博物馆总数16%，还三次发布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建立了具有较强公信力、影响力的博物馆质量评价体系。

博物馆评估工作已经在我国博物馆界引起相当的重视，对于完善博物馆质量评价体系，提升博物馆管理，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形成博物馆间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发展局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评估与博物馆管理和发展的具体关系，评估工作的重要性等，仍然有进一步提高认识的空间，评估工作自身也仍然有值得总结、反思和不断探讨、改进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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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博物馆评估大致有三种不同类型：针对博物馆整体、针对博物馆具体业务项目，以及针对博物馆观众与发展环境的评估。我国业已开展的定级评估和运行评估，分别设计了多项一二级指标项目和更多的得分点，两者都属于管理者将具体的博物馆作为评估对象，经过系统的信息资料采集、比较而做的研判，总体上都属于针对博物馆整体的评估。

其中定级评估和国外常用的认证评估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所不同处是，国外的博物馆认证则往往是评价博物馆在使命、责任和实践等方面是否达到一定的专业标准，比如：博物馆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方式是否有效地推动了任务的完成；博物馆藏品是否进行了有效管理、收藏、保全、建档与保存工作；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与文化活动是否有利于推动博物馆文化传播，是否合理计划并适当创新，以便为观众提供学习欣赏的机会；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与文化活动是否以适当研究来有效呈现，是否符合现有及潜在观众的特点与需求，是否有效组织观众参与其中；博物馆是否能够有效评价其陈列展览与文化活动，是否可以与观众进行有效沟通；博物馆的研究活动是否符合学术标准，主要是一种达标评估。

而我国则主要是依照博物馆规模、投入状况以及依托的行政资源等，参照行政分级将博物馆划分为一二三级以在行政资源、管理方式及其他相关资源分配上区别对待。因此，我们属于强评估、管理性评估，国外往往是弱评估、指导性、引导性评估。

比如美国博物馆协会早在1970年就启动了博物馆评估认证工作，此后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美国博物馆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mmission)，制定了《认证委员会基本要求》，编辑出版了《可认证博物馆特征》、《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及最佳做法》(National Standards & Best Practices for U.S. Museums) 、《美国博物馆认证指南》（Accreditation Resource Kit）等重要文件。截至2010年，其全国有约780家博物馆通过了美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的认证，尽管其数量尚不足总数的5%，但对引导博物馆行业的健康发展的示范效应则十分明显。

英国的博物馆认证相对而言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认可，在科学性之外也具有更强的民主性。其“博物馆认证计划”源自始于1988年的“博物馆注册计划”，2004年，更名为“博物馆认证计划”，向上兼容，以便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于推动博物馆提升达标的目的。其最新的认证标准（Accreditation Standard）于2011年正式发布，新标准通过对全国范围内的博物馆进行广泛的咨询而确立成型，并被负责认证的成员单位共同认可与签署。截止2017年，英国国内已经有1700余家博物馆获得认证。

我国2020年之前的博物馆评估办法中明确规定“一、二、三级博物馆占全国博物馆数量比例分别控制在3%、6%、9%”，结合指标中对硬件与基础条件的高度重视，以及结合运行评估进行末位淘汰以空出新的指标等做法，实际上主要是行业管理部门将竞争压力下放或者传导给博物馆或者其主管与投入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希望撬动它们的办馆积极性，优化已有博物馆的质量结构。

在这类面对单个博物馆整体性的定级与运行评估中，又可分为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前者指在博物馆评估中对具有整体性或一些难以通过数字及建模方法进行量化考评、比较的方面，通过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对其进行特性描述和资料分析后，依据评估要求由评估专家做出评价；后者指在博物馆评估中，直接用数据统计方式加以量化的考评指标，通过对同级博物馆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后，形成统一的量化评估标准，与定性评估同时作为博物馆评估的主要参照。

就博物馆行业的宏观管理来说，定性评估非常重要，是在对行业整体、具体博物馆发展方向的整体把握基础上对具体博物馆定位、地位与作用以及其状况的比较全面的针对性评价。不过，由于我们的定性评估指标由于涉及面宽，涵盖藏品管理、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以等级判断为主要目标，与同样全面开展的定量评估区分度并不明显。

因此，实际评估的结果往往是博物馆体量大、投入多、开展的业务活动丰富的，基本上都在评估中位居前列，易于混杂数量与质量以及博物馆特色与复杂性的关系，某种程度也失去了评估工作的敏锐度及其与管理工作的针对性。

03

与面向博物馆的强评估同时，我国博物馆界对于具体业务项目如展览、传播教育活动等的专项评估或者专门性评估则做的不够，而这些在国外博物馆则往往较受重视，并对博物馆业务运行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因为，如果说认证评估、定级评估，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基本上都是对博物馆综合实力的评判，而专门性、事务性评估，如展览或者相关活动评估，涉及具体的项目实施目标以及资源投入、实施路径、具体效果等，也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是真正对博物馆具体业务和效益的针对性评估。

这类评估尽管同样具有博物馆管理上的重要意义，不过却往往并非由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而更多是由博物馆自身或者同行专家自组织进行与协调。

随着博物馆的公共性、公益性地位日益突出，媒介性越来越强，展示服务功能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下，若要公众从博物馆运营中获得实质性优质服务和真正的收获，以及对博物馆及其相关业务的认可和支持，关键还是要能够向公众提供品质更高的展览和具体的教育服务项目。这不仅需要加强对这类博物馆具体事项的评估，同时也涉及到第三类评估——博物馆受众即我们通常说观众评估或者调研，这些评估不仅仅是定级与运行评估中简单的数据统计和汇总，而且已经逐渐成为越来重要的博物馆评估和博物馆学研究对象。

曾经，观众进入博物馆就是去看展览，是需要被科普和进行教育的对象，是博物馆自身工作的一种自然延伸。现在，博物馆通过展览服务公众和社会，已经成为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博物馆积极通过观众调研和评估了解其需求，并积极予以满足或者加以正确引导，极大地改进了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了博物馆业务的发展并提升了博物馆的社会价值。

然而，博物馆观众评估研究和企业组织的消费者或者客户研究评估既相似又不同，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观众不仅是被吸引和争取的对象——一些明星博物馆早已经人满为患了——他们也是博物馆从藏品、展品到展览诠释的相关者，是博物馆及其业务背后的文化与政治参与力量，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合作者。

对观众的调查评估与研究涉及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等不同学科，而且不同博物馆甚至是不同的具体展览面对的观众可能都不一样，来自各界的期望也不会完全一样，但是让观众从中获得更多更好的收获和体验，让博物馆获得持续的社会影响力和支持，则是内外一致的目标。而达成这样的目标本身就是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博物馆展厅和空间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和文化原野。

为此，美国博物馆协会于1974年专门设立了观众研究与评估专业委员会（Committee of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以显示对其重视程度。

我国近年来博物馆参观观众的数量持续大幅度增长，从世纪之初的1亿多到达11亿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大幅度提升，国家支持的免费开放政策的促进，博物馆自身活力与魅力的增长，等等。

但是，这其间博物馆具体作为和业务尤其是具体的博物馆展览发挥了多少作用？具体观众与具体博物馆的关联性、观众参观博物馆真实的感受和态度、这种增长对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产生的什么关联性影响等，尚缺乏系统深入的调研分析，乃至于在社会资源捉襟见肘、一些中小馆仍然门可罗雀之时，一些热门博物馆如何调控参观人数、引导博物馆相关舆论舆情等就已经成为当下的一个话题。

其实，博物馆作为新时期新的文化原野，不仅在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地位突出，同时也是新文化新风尚的重要策源地，对博物馆功能与作用的发挥，经过深入研究，系统实施，还有极大的潜力可挖。

我国博物馆界已经进行多年的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已经具有很大的行业影响力，对推动博物馆展览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是，平心而论，入选者更像是精品展品的展览，或者依靠展品、巨量投入等综合实力打造出来的符合当下意识形态预期的重要展览，宣传的目的更大一些，对于展品内涵的发掘展示以及展览自身的内容形式包括观众体验等，则缺乏系统性分析研究，和国际上通常的展览评估也大不一样，导致对评选活动褒贬不一。

如何进一步优化评选活动，使其更接近于对展览的科学全面评估，如何优化展览从策展到实施的考评投入等政策机制，对在博物馆业务活动中地位日益突出的展览工作更具示范激励效应，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04

国内外博物馆评估工作的上述差异，也影响到博物馆在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面体现出不太一样的特点。

我国的博物馆近年发展势头强劲，但国有博物馆无论是馆舍建设还是藏品资源、运营经费，都主要依靠政府加大投入或协调而来，外部来源相对单一，缺乏公共性、公益性事业的社会广泛关注与参与度。

在博物馆的内部机构设置上，国外多是有利于专业人员深度发挥作用的一条龙式架构，博物馆专员（即curator，国内多译为“馆长”或“策展人”，其实并未能涵盖其一条龙式的专业化纵向业务职能，也与我国的馆长、现行策展人角色颇不相同，学术界争论多年，也未能找出一个合适的中文译名）具有突出地位和作用，他们全面参与从藏品征集、保存、研究、策展和社会服务项目（包括面向公众的讲解）的策划实施的博物馆全业务链运作，具有很大的权利与责任，而我们则往往是官僚化的部室制度，征集、保管、陈列、美工设计等业务职责相互分割制约，近年来尽管有些博物馆以开始尝试跨部门组团运作，但更多则已被规章制度逼得将展览策划设计施工工程化，实行外包和招投标，业务人员远离业务，非专业人士乃至商人在博物馆有关项目和业务运行中大行其道，博物馆管理运营主要向预算执行等财务制度和向上级负责的横向切割分权制约方向发展。还有一些博物馆在改革中为了应对观众和社会评价，探索扩大加强前台服务部门，尤其是宣教讲解等服务部门，也主要是将观众当做客户去迎合其满足感，对于博物馆真正的业务水平提升与社会功能发挥则助益不大。

因此，我国博物馆界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对博物馆评估工作的认识，给评估工作以准确科学的定位，加强对评估工作的系统研究、科学设计、灵活且规范的实施。应系统分析评估与博物馆事业定位、发展战略、目标以及业务运作的具体关系，系统设计针对整个的博物馆行业、具体博物馆以及博物馆业务运行等不同层面的评估体系，以科学评估促进博物馆的科学管理和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并使得博物馆观众具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实质性收获。

首先，应准确定位定级评估与运行评估工作，将定级评估定位于博物馆整体的业务达标而非博物馆的分级排队，将运行评估进一步具体化为重要业务工作和社会以及经济效益的水平提升。

进一步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在全面系统化设计的前提下，强化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的区分度，将定性评估更多地向认证评估靠拢，将运行评估向更加专门化的博物馆业务工作与学术性评估倾斜。在坚持导向性、系统性与长期性、可比性等前提下，对指标体系可以不断优化，据情组合和灵活运用，努力使其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对博物馆性质与业务既全面覆盖又可灵活分类、分层、分阶段、分目的、分对象进行评估研判。

其次，加强对评估结果进行同类比较和历史比较，加强评估结果的研究诠释和运用。在分析研究评估结果时，不仅应该对有关指标内容进行深度系统分析，还应该引进观众评估和评估观众，充分分析博物馆的社会关联性并考虑观众对博物馆及其业务活动的认知和态度。

再次，要推动评估工作及其流程进一步规范化、持续化，尤其是普遍化，真正以评促建，以评促运，定性与定量结合、规范与引导结合、评比与投入激励措施结合、弱管理和强管理结合，通过评估推动博物馆改革和与时俱进，形成博物馆行业健康持续的评价、运营和投入激励体制，以及高效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

复次，除了定级评估之外，应将运行评估、专项评估尤其展览评估、观众评估等评估纳入博物馆日常工作内容，将其当做博物馆达成共识、整合馆内馆外资源——包括对博物馆的态度与实际投入的重要途径，以及促进博物馆建设运营科学化和管理精准化。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博物馆评估，评估主要还是博物馆相关专家为主体实施的评估，是博物馆学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因此，应加强评估专家队伍建设，在馆内外培养、发展专门的评估组织机构与专家队伍，尤其是将博物馆观众研究和评估作为博物馆自身可以作为和可以参考的重要对象，应该建立行业标准和结合各自特色，专门组织，馆内外结合实施，长期坚持并跟踪研究，促进比较研究，促使博物馆业务更好地融入并引领社区和社会发展。

总之，博物馆评估是明确博物馆发展导向、改进博物馆管理、提升博物馆质量的重要抓手，是博物馆管理者、博物馆自身、博物馆专家以及博物馆公众协力评判和促进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机制与合作平台。通过评估工作促进博物馆建设和运营，可以保持管理部门和博物馆的一臂之距，充分调动博物馆自身及其上级资源配置者的积极性，可以发挥博物馆专家的核心作用，并可以唤起公众对博物馆的认知、理解和参与。

如果希望博物馆评估能够获得对博物馆行业、具体博物馆及其业务的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获得和博物馆发展的热点、重点、难点工作相关的深度与科学评价，对博物馆管理和运作发挥切实的参考作用，就需要对评估办法、标准、指标等进行系统研究和设计，对评估工作科学运作和实施，更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予以调整和改进。

记：本文原为 2019 年 12 月 7 日作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召开的“新时代的博物馆管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次刊发稍作修改。

原载于《博物馆管理》2020年1期，作者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