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美蒋，但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而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觉悟，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漏洞很多，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够战胜他们。”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红色通信的楷模李白，用他宝贵的生命证实了周恩来同志的论断。

1.1938年，刚到上海的李白。2.李白生前用过的收发报机。3.李白烈士遗书。4.李白临刑前的蓬莱路看守所和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裘慧英曾带儿子在此探望李白。

5.位于北京邮电大学校园内的李白烈士雕像。

6.裘慧英在李白故居修缮展览开放仪式上讲话。7.李白烈士故居。8.《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海报。

深入敌后 电波架桥

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出生在湖南浏阳县白石乡板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进入乡公祠小学读书，13岁时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到离家几十里的染坊当学徒。在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社会意识。

15岁那年，他开始参加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党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年8月率领赤卫队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后参加红军，任红四军通信连连长。1931年被组织选派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任学员班长和党支部青年委员。在这次培训中，他聆听了毛泽东关于“通信是革命事业的‘鲁班石’”的教导，树立了为红色通信事业努力奋斗的理想和信念。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经过发奋努力，他很快掌握了英文缩写简语和收发报技术。从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他担任红军电台报务员，1933年被任命为中央红军第18电台分队政治委员，配属到红五军团司令部电台工作。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他率领电台监护排，英勇抗击逼近电台的敌人，保证电台及时向红军总部通报紧急情况，使红五军团及时得到增援，取得胜利，受到总部嘉奖。

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力量，李白被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无线电分队政委，后调任新编第四军电台台长。长征中他三过雪山、草地，最后于1936年10月在三大方面军会师后到达陕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保障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开展谈判工作，军委三局选派李白随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建电台。李白从三原县云阳镇出发前，王诤局长赶到云阳和他彻夜长谈，殷殷嘱咐，然后陪他一起乘卡车到西安。

李白随同博古等领导乘火车到达南京后，由于国民党阻挠，在南京设台未成。周恩来顺势应变，决定由阎锡山驻宁办事处的电台临时替我方代发电报，改派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37年10月10日，李白奉命顶着日军进攻上海的隆隆炮火，来到上海，化名李霞，开始了秘密通信工作。

到达上海后，组织上先安排李白入住旅社，熟悉上海的社会环境。几天后，李克农派王少春及李白在中央苏区学习无线电时的老师涂作潮等人到旅社与他接头，他握着同志们的手说：“我只盼着能早日工作，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

为了帮助李白在上海建立“公开”身份，组织上先在威海卫路租了个三层铺面房，开了一个“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当老板兼师傅，李白为账房兼徒弟，另从工厂抽调一名青年党员当伙计。白天，涂作潮教李白装电台，一起把一台收音机改装成“隐形收报机”；晚上，李白在三层4平方米的亭子间试验与延安通报。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组织上决定让李白以“房客”身份搬进我党安排的陈医生家，开设了临时电台。1938年初春，李白拉上亭子间的窗帘，架起电台，与延安三局总部建起了上海与延安之间“永不消逝的电波”，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党中央报告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的情况以及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收集的日、蒋、汪和英、美、法等各方面的情报。

1939年，日军驻上海特务机关加强了社会侦察。组织上考虑李白年近三十仍单身一人，容易引起怀疑，就通过地下党组织物色了政治上可靠的女党员、在绸厂工作的女工裘兰芬（后改名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组织安排他们搬到地处法租界的一处民房，还给他们置办了家具，故意热热闹闹地给他们“贺喜”，邻居信以为真。

开始裘慧英对扮太太、成天干一些买菜做饭的家务事很不习惯，想回工厂工作。李白就开导她：“党把电台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别看这工作单调，可每一个信号都与革命事业相关。干这一行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才行。”后来，裘慧英不仅买菜做家务，还跟着李白学习收发报技术，成了他的助手。为了减少交通员露面，李白和裘慧英经常假装散步，把情报送给约定等候的交通员。时间长了，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结为了真正的革命伴侣。

甘愿冒死 传送急报

1946年，李白偕同夫人裘慧英回到上海，住进黄渡路107弄6号。他白天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作掩护，晚上进行上海秘密电台与中央的通信联系。1947年上半年，国际问题研究所撤销，为了避免敌人怀疑，也为减轻组织的经济负担，李白凭着无线电技术，获得了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气设备修理工的公开工作，搬到107弄15号继续工作。渔业管理处远在复兴岛，他每天一早出门，傍晚才能回家。深夜，又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通报。

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为了配合解放战争，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情报人员获取的军事情报数量不断增加，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密电通过李白发往军委三局。这一时期，敌人对电台的侦测也不断加强，李白电台的危险日益增加。一天深夜，李白正在发电报，突然停电，联络中断；过了几分钟，电来了，他接着工作；不久，又停电几分鈡，然后再来电。李白心头一惊：这是敌人在用分区停电的方式，侦测地下电台的具体位置，显然自己电台的大致位置已经被敌人“锁住”。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一方面把情况报告组织，提出了万一自己被捕的电台备用方案，并抓紧组装了一部备用电台，并使备用电台进入调测阶段；另一方面坚持发报联络，把后方急需的国民党军的部署序列、海军舰艇驻地、汤恩伯的江防计划等重要情报发往西柏坡。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司令部稽查处人员突然包围了李白家一带，两点半开始挨家挨户搜查。裘慧英感到情况紧急，催李白快收电台。李白停了一下，马上又埋头工作，发完了最后一段电码，并给远方的战友发出了告警信号。随后，撕碎了电文底稿，扔进厕所冲走。

这时敌人已在敲楼门，住在楼下的掩护人员故意大声问话拖延时间。李白拆除天线，收完电台，敌人就冲到了楼上。老练的敌人摸摸被子是冰凉的，再摸摸桌上的收音机，立刻狂叫：“热的！你在干什么？”李白不慌不忙地说：“我有失眠症，睡不着，听听广播。”敌人立即动手满屋搜查，藏在壁橱里的一只装有电器零件的木箱被搜了出来。敌人厉声问：“这是什么？”李白回答：“我本是渔业管理处的电器修理工，现在失业了，帮别人修修收音机。”内行的敌人在一堆零件里，发现了一只电键，不由分说，就把李白带回了稽查大队。当夜，敌人动用了30多种刑具，对李白连续进行了30多个小时的刑审，打得李白死去活来。但李白坚贞不屈。敌人见任何刑具都摧毁不了李白的意志，就将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和儿子抓来诱供：让他们看着李白受刑。同样，也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31日，李白从稽查处被押解到警备司令部，后又转到警察局看守所。

1949年4月，李白转到南市蓬莱路的警察局看守所后，托人给裘慧英送来一封信，告知：“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点、下午三至四点可以送东西……我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裘慧英见信后，带着儿子去探望，脸色苍白的李白由两个难友搀扶着出来见了他们母子，尽管身体已被摧残，但他目光依然平静，宛若平常。

裘慧英最后一次见到李白，是地下党组织安排她在李白牢房对面的一个平台上隔窗相见的。

李白让裘慧英以后不要来了。裘慧英问：“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天快要亮了，我们所希望的就要实现了。我如果能回来最好，如果回不来，你把孩子带好。”

两次入狱 终不反悔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李白负担的报务大量增加。每次通报的电文，短则几百组字码，长则几千组字码。盛夏酷暑，李白在阁楼上常常干得全身湿透；严冬的深夜，室内温度降到零下，每次发完报又冻得浑身发抖。

1942年日寇进占法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妄图镇压人民反抗。尽管李白把电台功率从50瓦降到了15瓦，仍被日军侦测到。这年中秋节的前夜，李白正在阁楼发电报。在二楼的裘慧英听到附近有动静，急忙通知李白。李白用最快的速度将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拉开一块地板，把拆散的发报机藏进去，然后抱起收报用的收音机跑回二楼。日本宪兵特务进门后，到处乱翻，结果在阁楼地板下找到了发报机。问李白：“这是什么？”李白从容地说：“我们是郑家的房客，郑太太住医院了，我们刚刚搬过来，没见过这些东西。”一个可能懂点无线电的日本特务过来，拉起李白的手看了一会儿说：“哼，你是老资格啦！”不容分说就把李白、裘慧英捆起来押走。日本人对李白严刑拷打，还把裘慧英押到审讯房间，让她看李白坐“老虎凳”、受电刑。李白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招。

1943年，经党组织营救，李白获释。组织担心日本人是“放长线钓鱼”，决定把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设在浙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让他利用该所的电台为党工作。从此，李白化名李静安离开上海，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公开的身份，为我党秘密传送日军、伪军、蒋军方面的情报。

一天李白带着电台过淳安时，藏在箩筐里的发报机被查获，他第二次陷入了魔掌。日本人把烧红的木炭烙在他的身上，给他灌辣椒水，用老虎钳子拔去他的指甲，鲜血洒了一地。李白始终坚持说自己的电台是私人商用的，是为生意人发报。敌人查无实据，只好把他关在牢里。后经党组织的营救，李白又一次脱离虎口。

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人来浙江征求李白的意见：“可以去新四军根据地，也可回上海。”李白坚决要求到上海继续坚守地下电台。组织上担心他的身体，他说：“我年纪轻，受点刑没什么。”“敌人拔去了我的手指甲，但我还可以用这双手为组织工作。”

李白被捕 牵动后方

李白被捕时，在西柏坡军委三局负责抄收李白电报的苏采青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党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回忆：“1948年12月29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白冒着危险给中央发了一份超长电报，这份电报是关于国民党江防的情报。那天联络上后，李白开始发得很急，后突然中断，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发完。按规则，一般发完电报，发报方用end收尾，收报方回复OK。但是，这次发完后，他最后发了3个V字，这是约定的警示信号。报告上级领导后，我们又继续守听，再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1949年5月30日，在上海解放三天后，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给刚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发来一份电报，请他们帮助查找李静安（李白最后的化名）同志的下落。6月中旬终于查到，5月7日国民党在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了一批共产党“嫌犯”，其中就有李静安。

6月20日，党组织最终找到了敌人杀害烈士的现场，挖出了12具尸体，个个都是五花大绑，身上多处弹孔。赶到现场的裘慧英通过她亲手给李白裤子上缝的一处补丁认出了李白。

原来，1949年5月7日，就在上海解放的前20天，当胜利的曙光就要照耀淞沪的时候，我们党忠诚的通信战士、年仅39岁的李白，拖着遍体鳞伤的身子，勇敢地走上了敌人的刑场，用鲜血、用生命履行了他为了崇高的理想“勇于牺牲、永不叛党”的誓言，守住了一个红色通信战士誓死保护通信秘密的信念！

1949年5月，周恩来、李克农专电嘉奖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全体同志，其中特别表扬了地下电台在传递情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据史料记载，吴克坚情报系统有1000多人，在上海就设有六部密台，在南京、长沙和福州还各设有一部电台。

李白被捕了，牺牲了，但是，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在刘长胜、吴克坚等的领导下，上海的红色电波一直没有中断。钟韵、杨力萍夫妇，邓国军、林颖夫妇，秦鸿钧、韩慧如夫妇，杨家德、林泽敏夫妇……无数的无名英雄，用生命维系着永不消逝的电波，直到上海解放、全国解放。

红色档案

裘慧英（1917-1992），又名裘兰芬，浙江嵊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赴沪入日商裕春绸厂、美亚绸厂当包身工。后受厂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被厂方开除。1937年4月参加罢工斗争，担任车间代表、厂纠察队分队长。同年8月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沪南青年救亡团，负责救护、募捐、组织等工作。10月入普益绸厂，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调至中共中央驻上海秘密电台，配合李白开展工作。上海解放后，一直在邮电系统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上海邮电工会副主席、顾问。1959年被评为全国邮电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83年离休后，到全国十几个省市义务作了千余场革命传统报告。1985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离休干部。1989年被评为全国邮电系统优秀离休干部。1991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原载《人民邮电》报2021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