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红色通信圆满完成了人民解放事业“鲁班石”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建设新中国通信事业的新征程。

提前一年 全面部署

出席王家沟通信会议的部分领导合影。后排左起依次是钟夫翔、黄荣、王诤、曹丹辉；前排左起依次是荆振昌、龙振彪、王子纲、刘寅。

1948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拉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大幕，也揭开了建立新中国通信体系的序幕。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不久，军委三局在河北省平山县王家沟召开关内部队通信会议，研究了解放战争后期的通信工作，对决战时期通信保障和通信接管工作作出全面部署：（1）掌握多种通信手段，全面支撑战略决战；（2）准备大批接管地方城市通信的骨干力量，研究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政策；（3）采用缴获、采购、自制相结合的方式，搞好通信器材协调保障；（4）进一步严明通信纪律和制度；（5）切实加强通信保密和对敌暗战。

10月13日，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要敢于面向胜利，就要有所打算，有所准备。”他对通信战线提出明确要求：“要提高技术，加强纪律，加强保密。首先要把现有的6000名通信战士变成骨干，使得将来能管理整个中国的通信工作。”

会议结束后，军委三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梳理了关于接管大城市电信企业的准备工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相关文件。1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政府系统电信管理机构与统一电信工作领导问题的指示》，对如何接收管理全国电信行业的工作作出了组织安排和政策规定。

中央还决定，各地电信、邮政先分别接管，由军委三局组建电信接管部，负责新解放区的电信接管工作；由各地财经办负责建立邮政接管机构。

同期，军委三局相继组建了晋冀鲁豫、东北、华东地区通信学校及电讯工程学校，加速培训通信人才，陆续培训电信技术人员5000多人，不仅满足了前线通信急需，还为接管时期人员流动做好了储备。

缩编三局 创建总局

《人民日报》1949年5月30日头版报样。

进京之后，军委三局根据中央部署和新中国建设需要，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和机构，决定压缩军委三局，派出主力阵容组建军委会电信总局。

1949年4月，按照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三局压缩机构，撤销了原来的三个办公室和工程处、卫生所等机构，仅保留了军队通信联络科、军用器材科和总务科三个科，继续专注服务军事通信。

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军委三局主要骨干组成的军委会电信总局，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兼任电信总局局长，军委三局的三位副局长李强、王子纲、刘寅和原华北军区电信处处长钟夫翔等担任副局长。5月30日，电信总局在西长安街3号院（今13号院）正式成立。

电信总局下设局务处、业务处、技术处、工业处、干部处等处和一个器材公司。各部门领导除董兆龙是原北平电信局副局长外，其他人员均为原军委三局各处科的主要负责人。局务处处长为杨迪哲，副处长为李乾；王子纲兼任业务处处长，副处长为崔伦、傅英豪；技术处处长为孙俊人，副处长为董兆龙；器材处处长为申光，副处长为李荫苍；钟夫翔兼任工业处处长，副处长为王士光；干部处处长为王甲纲，梁茂成任科长。

为了有计划地组织抢建北京联络各大区的电信线路和部署对新解放区的电信接管工作，1949年7月12日至8月8日，军委会电信总局在北平召开了由总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华北各大城市电信局与电话局局长、各老区的电信工作机构干部、华北各军分区通信科长、华北军区与东北军区通信部门领导及东北邮电总局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7月12日，王诤作主报告，对华北和全国电信工作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接着，会议讨论确定了关于国营电信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关于华北电信的组织领导问题，关于农村和城市的通信联系问题，关于统一各项规章制度、建立经济制度和人事制度的问题和关于华北今后一年的电信恢复和新建计划。

8月6日，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强调：“建设新中国电信部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电信建设要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应有计划有组织地统一经营，想办法把各大城市的电信逐渐统一起来。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电信事业，努力学习业务，提高技术，提高效率，学会经营管理；要艰苦创业，公私兼顾，精兵简政，节约奉公；要看到困难、看到光明，要戒骄戒躁，把事情办好。”

会议结束后，军委三局和军委会电信总局先后起草了三份重要文件，不仅统一了华北地区的电信工作，也为接管全国的电信系统作了进一步部署。

9月，中央决定军委三局和军委会电信总局分别领导管理全国军事通信和全国地方电信工作。电信总局机关继续在西长安街3号院办公，军委三局机关迁至不远处的与广宁伯街和机织卫胡同相邻的两个门牌也是3号的四合院办公。身兼二职的王诤白天在总局上班，晚上回三局值守，忙得不亦乐乎。

接管平津 通信先行

1949年1月初，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和副局长王子纲、刘寅从西柏坡出发，来到河北省获鹿县白沙村，与华北军区司令部三处处长钟夫翔、政委林伟会合，研究北平、天津解放后的通信业接管工作，明确：军委三局重点负责北平通信接管工作，华北军区重点负责天津通信接管工作；通信接管要在两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1949年1月上旬，天津战役发起前，天津成立了以黄克诚为主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包括电信广播、交通邮政在内的多个接管处。钟夫翔率领林爽、宋德仁、哈文光、杨邨、刘凯等200多人负责接管天津电信局的6个分局、18个营业处、1个收信台，以及天津广播电台及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下属的3个工厂和1个军用电讯仓库。来自晋察冀边区交通局的冯树章局长担任天津交通接管处处长，负责带队接管天津交通和邮政机构。

1月15日，总攻战役一结束，各接管工作队在地下党的配合下迅速到达各指定位置。枪炮声还没停，接管人员就进入各通信机构，宣布政策，安定人心，很快恢复了全市通信。

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部队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开始陆续撤出北平，接受改编。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王铮兼任军管会电信接管部部长，李强、王子纲、刘寅兼任军管会电信接管部副部长。

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驻北平。王铮、王子纲率局机关部分人员组成接管小组进驻京郊良乡，提前展开了接收北平电信的工作。

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王诤、王子纲进城，来到电信局憩村工人宿舍会见中共北平市政工委领导人陆禹（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及北平电信局部分地下党员，连夜研究部署人民解放军入城式的通信保障方案，并对接了北平电信局的接管步骤和方法。

2月1日，北平军管会各接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入城，电信局立即开通了城内外相关接管单位的电话，收发讯台开机待命，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的广播和报道预备了通信条件。

2月3日10时整，随着4颗红色信号弹从正阳门城楼上腾空而起，设在前门箭楼指挥所里的无线电话机、有线电话机一齐向各方入城部队发出指令：“开始入城！”

当晚，王诤率领相关人员来到西长安街3号院，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华北电信总局，在此架起电台，设立了电信接管部。

西长安街3号院就是后来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及现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机关所在地（新门牌编号为西长安街13号院）。这里早先是一个王府大院，清末民初邮传部曾设在这里，后为国民党政府华北电信总局所在地。临街大门古色古香，进门正面是一块影壁，后边是一个有两个篮球架的操场，还有一圈跑道。沿操场向西跨过一个门洞，再往北拐就是办公区域。中间有一条长廊，两边是一排排对称的平房。电信接管部就在这里办公。院子北边还有座单独的小办公楼，邮电部筹备期间，邮政总局曾在此楼办公。

同日，北平电信局军代表王子纲、李玉奎和地下党员李雪等率队接管了北平电信局；北平邮政局军代表、局长成安玉带队接管了北京邮政局。

电动升起五星红旗

毛主席亲手升起五星红旗的情景。

李力全家在西柏坡的合影，红色报务员郭芃抱着的孩子就是后来任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总工程师的李默芳。

在接收邮政电信和筹建新中国邮电事业的繁忙工作的同时，军委会电信总局还承担了一项永载史册的重要工作——开国大典的通信保障，揭开了新中国电信部门重点通信保障工作的第一页。

1949年9月初，中央决定，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按照延安时期的老传统，郑重地把有关开国大典的通信联络、扩音设备等与机电有关的任务都交给了王诤，并提出“绝对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

当时，北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庆祝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白手起家，而此时距离大典仅有20多天的时间。

电信总局立即组织北京通信员工不分昼夜在天安门地区为大会指挥部安装了200多部电话机，架设了四五十公里被覆线和数百公里的广播遥控线。

为解决阅兵部队组织和行进过程中的无线电联络问题，电信总局业务处副处长崔伦组织军委三局雷洪、申毅等在天安门北侧的阅兵总指挥部设了一部V-101型15瓦短波指挥台，负责和受阅部队、对空指挥台及南苑机场的塔台保持联络。广场通信“以话为主，以报为辅”，为防止有线通信意外中断或因敌机轰炸造成的意外情况，军委三局配备了全新的美制B-284MP型无线电报话系统，每一二百米一台，以备急需。

除了通信联络外，军委会电信总局在开国大典中还承担了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天安门广场的扩音设备；二是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电控升旗装置。

当年开国大典通信工作联络人、王诤局长的秘书李力，80岁时，自己用电脑一字一句“敲”出一本《一个红二代的成长记忆》，详细记录了这个场景背后的珍贵故事——

“除了通信任务外，军委电信总局在开国大典中还主动担负了两件重要任务。一件是天安门广场的扩音设备。由于人员多，场面大，要让所有人员都能听清毛主席的讲话，受当时设备条件的限制，主办单位颇费周折。王诤局长便组织付英豪、郭平欣及北小街工厂的习林、周炎等工程技术人员，利用缴获美国海军登陆指挥舰使用的‘九头鸟’扩大器声音集中、失真较小的特点，经过现场试验，认为效果满意，便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各安装一组，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因为那时没有无线话筒，所以阅兵总指挥在广场上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时，只好由工作人员将安放在路边的送话器，用手举向发话人的身边，将话音传播出去。

“第二件事是电动升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意义非凡，举世瞩目。广场中的旗杆已由建设部门安装完毕，如果手动升旗，毛泽东主席要从天安门城楼走下来，升旗后再走回去，又没有电梯，距离不近，来回耽搁时间太长，会场未免受到影响。王诤局长参加讨论，最后决定采取电动升旗的方案，电器部分由军委电信总局负责。王诤局长组织技术人员勘察设计，在旗杆上安装了电动升降设备，又铺设了从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所在位置到旗杆的连接电路，几经试验，取得成功。开国大典升旗时，毛泽东主席轻轻按下身边的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冉冉升起，全场群众热烈欢呼。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隆重的开国庆典正式开始。王诤局长在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同时留意观察我们提供的各项保障措施有无问题，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有何新的指示。我在新搭建的东观礼台上西南角的阅兵指挥所，就通信保障工作进行联络协调。

“毛泽东主席首先讲话，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给予全国各族人民莫大的精神鼓舞。随后开始阅兵，聂荣臻总指挥乘车从东边来到广场，朱德总司令乘车从天安门出来，通过金水桥到达广场，简短报告后，他们同往东边地区检阅部队，然后返回广场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分列式开始。这时阅兵指挥所从观礼台打出三发信号弹，其中第二发是我打的，用的是双筒信号枪。

“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已矣，但开国大典的欢乐场景，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党政军各部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精神，顾全大局的合作态度，以及求真务实、讲求效益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许多良好印象，仍难忘怀。”

李力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的儿子，他14岁就奔赴延安进入延安通信学校学习，从此参加红色通信工作，后来随王诤同志先后担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秘书和邮电部党组书记秘书。

开国大典揭开了新中国的新篇章，也开启了新中国通信事业的新征程。

从1949年的开国大典到2019年的国庆阅兵，中国通信人不负重托，一直担负着国家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任务，不仅做到了从不缺席，而且达到了当年开国大典总指挥周恩来提出的“绝对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红色通信的基因一直在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推动中国通信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不竭动力。

原载《人民邮电》报2021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