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进北京，用了十三年

在沃森听到贝尔嚎叫声的30年之前，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使人类脱离了用快马、信鸽、烽火等手段传递信息的旧时代。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里，有一台发报机，参观者可以试着用“莫尔斯电码”把自己的姓名发送给旁边的接收器。据说现在还使用这种老古董的，只有比较特殊的行业，该行业不认可传真件，只把电报作为证据使用。

电报走进北京用了多少年？如果从1843年莫尔斯站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会议厅里，用颤抖的双手向巴尔的摩发送世界上第一封电报“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算起，到1884清朝官电局建好，得有41年。如果从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开办电报业务算起，则是13年。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满清皇朝的腐朽。否则，中法战争时的信息传递要快得多，断然不会出现前线打胜仗，宫里还以为败了的笑话。

博物馆的“皇家通信”陈列组，就详细展示了电报一步步走进北京的艰难历程，真是的比红军长征还难，当然这种难关是在心理和观念上的各种阻碍。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清政府拒不采纳。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岛，等消息传递到紫禁城，已经过了一个月。这件事对洋务派刺激很大，李鸿章在自己的辖区尝试推广电报。1877年，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与天津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线，第一次发电“行辕正午一刻”，这是有案可查的中国人所发的第一封电文。随后，津、沪、苏、浙、闽、粤之间的电报线全部贯通。

滑稽的是，保守与顽固派认为电线破坏风水，甚至有传闻称电报之所以能瞬间传递信息，是运用了死人的灵魂，这使得电报迟迟不到通到北京城。以至于各地发往北京的电报，要先发到天津，然后用快马转送到北京。朝廷的批复又得用快马送到天津转发，来回往返，白白耽搁时间。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李鸿章商谈，想把津沪电报先延伸到通州。不过，建设线路也要顾及保守派的压力，避开了所有的坟茔、民房，沿途舆情毫无惊扰。到1883年9月18日，通州电报局建成。

原先是快马从天津转运电报进京，现在是快马从通州转运，已经进步很多了。不过，晚上有紧急电报时，北京城门已关，常常会把驿马挡在城门外。于是，尝到科技进步的甜头后，清廷的王爷们决定把电报线接到城里。1884年8月，商电局和官电局先后建成。其中商电局位于崇文门外喜鹊胡同杨氏园，面向社会开放；官电局位于泡子河边吕公堂，专门收发政府电报。

朝廷一认可，电报在全国就迅速发展开来。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中，陈列着三张清代的全国电报干线图，分别是1884年、1890年、1903年绘制的。从1884年到1903年的短短19年间，全国的电报线网已经长达47641公里了。除了西藏，别的省份全覆盖了。

“德律风”首建在东单

博物馆中，陈列着光绪年间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的奏折。细看奏折，一时没搞明白，文中主旨是要建什么“德律风”。“德律风”是啥意思？一查才明白，清朝时把电话称作“德律风”，也就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

话说电话就是贝尔在1876年惊惶的大叫“沃森”时发明的，那时候，北京还没接上电报呢。而盛宣怀是在1899年向光绪帝上奏折，要求开办电话。

盛宣怀在清末算得上是传奇人物，他是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他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清末遍布全国的电报网络就是盛宣怀的功劳。不过，就在北京接通电报前两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租界内开办“德律风”，上海由此成为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之一。同年，英国人在租界试行电话。此后，洋商纷纷开始筹划在各通商口岸开办电话业务。

电话与电报相比，无疑更加方便和快捷。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一直在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清末的盛宣怀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在1899年以督办电政大臣的身份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电话业务，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了自己创办电话业务的历史。盛宣怀的奏折虽然只有区区488字，却涵盖了自主开办电话业务的意义、电信业务发展的趋势以及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方式等内容，其语言之精炼，蕴意之深刻，堪称史上佳作。

但是，北京的第一个电话局并非盛宣怀所建。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丹麦商人璞尔生在天津私自开办了电话局，并且随八国联军侵华步伐，把电线驾到了北京，并在东城船板胡同开设了北京第一个电话局，当年租用电话近百户。政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903年，袁世凯让北京电报局总办黄开文试办北京电话局。1904年，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在东单二条胡同建成。这个电话局占用了帝师翁同龢的8间马厩，安装了100门磁石交换机。1905年，黄开文和璞尔生谈判，把后者的电话公司给收购了，北京的电信业务也就成了国有。

而当年奏请开办电话局的盛宣怀，则在八国联军侵华时首创“东南互保”，意图稳定长江流域不受义和团运动影响，救清廷于水火；又曾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并因之逐渐淡出政界和商界。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电话进了紫禁城，溥仪打“骚扰电话”

博物馆中，陈设有北京开设电话业务以来，历年出版的电话号码簿。如今时代进步，人人有手机，社会名流重视隐私，轻易不会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而清末民国初正好相反，当时拥有私人电话是身份的象征，各家的电话号码都公开刊登出来，毫不避讳。当然，在那个年代，能打得起电话的人也少，轻易不会有人打骚扰电话。

在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胡适之(米粮库4号，东局2511)、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局568)、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等等，另外，当时清华大学87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都刊登在内。其后一本1944年的《北京电话番号簿》，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显示出明显的日军侵华的时代特征。

号码簿陈设区有一个感应屏，只要用手做个翻页的动作，就可以翻阅北京第一本电话号码簿。据讲解人员介绍，有不少北京的老字号专门来这里查找他们企业当年的电话，好作为历史传承的一种见证。

装在墙上的一部陈旧的磁石电话机引起我的注意，这部电话来头极大，它是装在宫中给溥仪使用的电话。据说当年电话被清廷认为是西方的“奇巧淫技”，不允许装进宫内。因此，可怜的溥仪即使贵为皇上，也直到1921年，才从洋师傅庄士敦那里知道了电话的新奇之处。他不顾清室遗老的反对，要求给他装一部电话。北京电话局在故宫养心殿给溥仪装了部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号码簿。

刚接触电话，溥仪玩心大起。溥仪曾回忆：“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呵？哈哈……’不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接着，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于是，应溥仪之邀，胡博士和年仅15岁的小皇帝有了一次对话。

溥仪迟迟用不上电话，还是拜慈禧所赐。慈禧不允许在宫内装电话，但她自己却在常住的颐和园装上了电话。1902年，从东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至颐和园架设了专用电话线，线路全长24公里。这项业务是璞尔生的电话公司承包的。

电报大楼建钟表，总理亲自定颜色

说起北京的电报大楼，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飘荡在十里长街的钟声和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从电报大楼传来的钟声，是老一辈北京人的回忆。早年间路过电报大楼，偶尔能看到站在钟表上进行维护的师傅，才发现从街上看并不起眼的钟表，居然有两人多高。

在博物馆的展区，有一个电报大楼的模型，周边展区是和电报大楼有关的各种史料。一有参观者走近电报大楼展区，熟悉的钟声立刻响了起来，勾起心中的无数回忆。有老年人回忆说，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很小，清脆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清晨7点，伴着电报大楼的钟声，北京人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居住在西单附近的居民，早已把电报大楼的钟声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电报大楼的塔钟直径为5米，钟上的长针1.9米，短针1.5米。我们现在看到的钟面是白底，指针是墨绿色的。刚建成时不是这样，那时塔钟的钟面是古铜色，指针是白色的。在1972年，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为了突出醒目，电信总局设计了白色钟面、红色指针和红色刻度的方案。但改造完成后，远远看上去，钟面很像日本军旗。周总理马上否定了这个方案，亲自指示更换为墨绿色方针，并要求在三天内完成。于是，塔钟的钟面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底，指针则是墨绿色的。目前的颜色既庄重、醒目，也体现了邮电的标志色。

除了周总理外，毛泽东主席也比较关心邮电事业。在博物馆的展品中，有毛主席题写的“人民邮电”。毛主席写了三遍，他觉得第三遍比较好，就在上面画了个小圈为记号。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第三遍的“人”是站立起来了。但第三遍的“电”字又不理想，于是，就把第一遍里的“电”字挪用过来，成为现在“人民邮电”四个字的题词。

北京的电报大楼，作为当时唯一可以与外地进行沟通的场所，除了像如今的“长途电话亭”一样的用途以外，还是鲜明的北京城时代标志。当时的北京人，为了与在外地的亲戚朋友联系，电报大楼是经常要去的地方。而除了电报大楼，穿梭在大街小巷，骑着摩托送电报的“小伙儿”也是人们至今不能忘怀的过去。他们说的每一声“电报来了”都烙印着北京城过去的影像，挥之不去。

如今，电报大楼依然屹立在西单大街上，但已不再有过去的影子。钟声早已消失，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也代替了电报机、有线电话。当年电报大楼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到现在都还让人印象深刻。回忆里钟表的钟声，还有东方红的旋律，既代表过去的年代，也代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博物馆中，按照使用年代陈列着各种通信设备。有包括中央领导使用的保密电话机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电话机和公用电话亭、电话卡、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及汉显的传呼机、还有从大砖头形状开始的各种手机。边观看这些设备，边回忆这种是哪个年代使用的，自己用过哪几种，既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又不得不感慨，在我们按步就班过着平常日子的时候，总有孜孜不倦的科研人员，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贡献着无穷的智慧。

博物馆中有一张照片，是1906年5月，清朝的代表团到欧美各国考察立宪制度时，专门到瑞典的爱立信公司总部参观。在当时的照片中，就有爱立信本人。百年沧桑，这家成立于1876年的老企业，曾和诺基亚、摩托罗拉一起，被中国人耳熟能详，如今却也在智能手机的竞争中难觅踪影。

如今查找某个单位的电话，已经习惯于上网搜索，但是，在以前想到不想，就会拨通114。在博物馆中，还有114查号台的工作环境展示，谁又能想到，在早期，查号台的小姑娘们，也是用手在厚厚的电话本上翻找。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不管企业的名称如何变化，北京的通信企业一直为北京市的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提供着服务。而北京联通所建的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则反映了这一百多年的通信历程。博物馆大门上有一对幅对联，可以形象的描述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百年通信故事重现，一脉传情老店新花。